1984年的春節我是在看守所裏過的。年三十傍晚，段所把我叫到值班室，指著桌子上的電話說：“楊遠，接個電話。”我的心枰枰直跳，憑預感，我知道這是我爹打來的電話。我對段所說聲謝謝政府，段所說，大過年的就不用謝了，本來是不允許犯人跟家屬通電話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幾次的分上，你就接個，快點兒啊。我撲過去抓起話筒，隻聽見那頭喘息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我“喂”了好幾聲，那頭傳來我弟弟的聲音，他說，哥哥，來家過年呀。我的眼淚嘩地就流了出來。我憋住氣，穩了一下情緒，大聲笑起來，我說：“二子，我在北京天安門這邊玩兒，等過了年，哥哥給你帶回家一個大模型。”我弟弟在那邊又喘了一陣氣，磕磕巴巴地說：“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錢呀。”
我想說點兒什麽，可是我實在是說不出來話了，就這樣一個勁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頭嘿嘿地笑：“大遠……大遠……”
我放下電話轉身走了，外麵下著很大的雪，雪花撲在我的臉上，讓我睜不開眼睛。
大約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段所給我們勞動號開會。他說，上麵有指示，讓大家交代餘罪，如果大家還有沒交代完的罪行就趕緊交代，爭取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不交代的話不行，因為凡是在押人員不但要交代自己的，還要檢舉揭發別人的，不交代沒有好下場，一旦被揭發出來，那就是抗拒改造，關小號那還是好的，弄不好還得加刑。
亮著昏黃燈光的監號裏，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歎氣聲比老賈的放屁聲還要壓抑。我躺在**把自己以前做過的事情從頭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腦瓜子生疼，也沒梳理出什麽值得交代的問題。那邊，老賈突然跳了起來：“我娘！我得去交代，我還偷了生產隊一麻袋地瓜。”我嚇唬他：“那就趕緊去呀，這可是盜竊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賈慌了，就地放個響屁，鞋也沒穿就躥出門去：“報告所長，我有罪，我該死……”第二聲“該死”還沒喊利落，段所就來了：“咋唬什麽？”老賈撲通跪在地下，頭磕得像雞啄米：“政府，我該死，我有罪，我還偷了一麻袋地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