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裏，馮其庸先生是一位文化巨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星座。他的輝煌成就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令人歎為觀止。司馬遷在《史記》中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形容孔子，我以為這些話亦適用於我對馮其庸先生的敬頌。
我結識馮其庸先生，時在1993年9月下旬。其時南疆軍區剛從撤編中恢複，機關同誌盡最大努力改善接待條件，總算保證了馮先生及其弟子紀峰先生的正常食宿。是年馮先生69歲，我49歲，我是把馮先生視為崇敬的長輩接待的。從這次開始，到2016年11月8日最後一次看望馮其庸先生，時間長達20餘年，受教多達50餘次。他的學問和人格給我留下了曆久彌新、刻骨銘心的印象。
馮其庸先生來南疆軍區後我才知道，老人家是為上昆侖山勘察玄奘取經東歸古道做準備的。我被先生的豪情壯誌所震撼，但不得不告知攀登昆侖的重重艱難險阻是很難克服的。
昆侖山號稱“萬山之祖”，是醫學家眼裏的生命禁區。“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四季穿棉妖”是邊防部隊的親身經曆和親眼所見。我在昆侖山上患過肺水腫，又在海拔4200多米的冰達阪上翻過車，深知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考察這條古道，雖然意義深遠，但願望可能很難實現。
20多年後，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講話，我對馮老考察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曆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根據他的故事演繹的神話小說《西遊記》，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中國傳播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如果我們把馮先生的考察放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來認識，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馮先生的考察壯舉是曆史的，也是現實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