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佛教徒，但卻與佛教有緣。個中緣由還得從大唐玄奘法師骨灰初葬於我的故鄉說起。
故鄉位於西安市滻河東岸的白鹿原上。玄奘法師圓寂後，唐高宗依其生前所囑，將其骨灰安葬於斯。總章二年（669），玄奘骨灰從白鹿原遷至長安縣少陵原重葬，並建五層佛塔作祭。次年因塔建寺，唐肅宗親題“興教”塔額，興教寺由此得名。
玄奘骨灰緣何遷葬，迄今無據可考，但民間傳說卻不絕於耳。幼時聽老輩人說玄奘遷葬當日，白鹿原信眾十分沮喪，上萬人聚集諫阻，懇請朝廷不要驚擾聖僧，願其在天之靈護佑大唐國泰民安。上中學時，同鄉老先生劉耕向學生講述，玄奘骨灰初葬於白鹿原西坡雲經寺，與西漢薄太後陵近在咫尺。遷葬有違聖僧和佛教儀軌，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
後來查閱文獻始知，劉耕老先生所言並非信史，實為民間演繹傳承。但“佛教”的概念卻由此入耳入腦，玄奘“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的精神和“決誌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的豪氣更令我肅然起敬，甚至向往將來做個研究玄奘的學者。此願萌發後我的熱情一度不能自已，曾於入伍前懵懵懂懂地去過西安城內外十餘座佛寺，總想在香火氤氳中尋覓玄奘的餘息。
1962年中印邊境形勢因印軍頻繁入侵挑釁而漸趨緊張。為反擊印軍入侵，我從西安入伍到新疆戍邊。當時雖沒有趕上打仗，但此後在絲綢之路沿途的新疆軍區、蘭州軍區及駐軍單位工作長達30多年。在仰止玄奘、流連西域的歲月裏，我利用常年外出執行任務後的閑暇時間，先後造訪了絲綢之路沿途的大部分漢藏佛寺。吐魯番、庫車、拜城、疏勒、於田等地的古寺遺址亦不曾遺漏。這些經曆使我有機會走完玄奘取經往返的境內全程，深為玄奘九死一生猶不悔的求學精神所震撼。20世紀80年代初再讀《大唐西域記》校點本，對玄奘追求信仰百折不撓的意誌更為敬仰，對佛教之所以能在東土落地生根也有了新的理解。然而由於軍旅匆匆，加之學養不逮，我連一篇有關玄奘的文章也未能寫出。這個未了之願也許是我餘生的最大遺憾，每念及此不禁喟然長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