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淩晨四點到達津克沙醫院。擷梅扯了扯我，說：“我們別跟著進那個房間了，我害怕。”我知道她指的是段玲玲此時躺著的地方。其實我除了小學畢業那年永遠送別祖母，成年後還沒近距離看過遺體，參加老師、好友父母的追悼會也隻遠遠地瞻仰幾眼，心裏多少也有點畏懼。
於是我們倆都留在了醫院的走廊裏，導遊的心理和我們一樣，但為了不惹怒段玲玲的家屬，還是硬著頭皮向前走。
果然，撕心裂肺的哭聲從走廊盡頭一間緊閉的病房內炸出，童娘娘家老小三代的哭聲交織在一起。和男性的低沉、孩子的柔弱比起來，還數童娘娘的哀哭最清晰。“她在說什麽？”我問擷梅。她側耳聽了一下，告訴我說：“她哭叫的是‘沒有了！沒有了！’。”說著，她的眼睛也紅了。
是啊，親人的離喪，不就如同什麽東西從手中流失，再也沒有了。而我們與活著的親人，不就是彼此還“有”著嗎，這種擁有令人感到充實、安全、幸福。
又過了很久，由於管事的人還需兩個小時才到，我們和童娘娘一家以及導遊被安排到一間會議室裏休息，這裏有可供臨時躺臥的長沙發，又有人送來罩著條紋被套的醫用被子。導遊想減少與遇難者家屬共處的時間，忙前忙後，拎來了杯子和熱水瓶，說，七點整可以吃早飯。
會談於八點半準時開始，警察、旅行社的負責人、旅遊管理部門的代表和醫生團團坐了一圈。
既然出了人命，自然就涉及賠償，而賠償的前提條件是劃分責任。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曆過這種事，但覺得可以類比交通事故。
在參團須知裏，“糖尿病”並不在提請注意的疾病範圍之內。而童娘娘一上車就尋找冰箱冷藏胰島素、請導遊提示吃飯時間等行為，充分證明，導遊知道段玲玲是一位糖尿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