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鑒離京城時，曾國藩和倭仁等一幫理學名流，還有不少大臣及湖南老鄉們，將唐鑒送到離京三十裏的驛館。
在內心，曾國藩真的不舍得唐鑒離開，有唐鑒在，他好歹有一棵大樹可以乘涼，對於理學的知識，隨時上門求教。而且與唐鑒他們交往，心情非常舒暢，不像在穆彰阿的麵前那樣受拘謹。
唐鑒告老回鄉之後，曾國藩雖然已是文淵閣直閣事，正四品官，可他還是鬱悶了一陣子，偶爾與倭仁他們聚會，談論理學一些問題，可是總感覺沒有原來那麽親切了，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一些隔閡。
曾國藩很快明白過來，這問題出在哪裏，原來唐鑒在京的時候，倭仁不敢強出頭，凡事都以唐鑒為首，如今唐鑒離開了，他身為大理寺卿，又是京師理學的重要支柱，所以就開始嘚瑟起來了，對待其他人的時候，儼然一副理學宗師的模樣。
原先和大家都是亦師亦友，現在卻把自己抬高了，那還沒有隔閡嗎？既然有了隔閡，那就少見麵，即使見麵，場麵上的禮節該做的做，意思一下就行。
再說了，曾國藩在京城的老師，又不僅僅是唐鑒、倭仁和穆彰阿，還有季芝昌、吳文鎔他們呢，季芝昌雖然權力不如穆彰阿大，但也當過軍機大臣。
曾國藩從此和倭仁保持了距離，專心研究理學。他此前在唐鑒的影響下，對自己的言行嚴加修飾，立下日課（寫日記）之外，還悟出了《十居敬箴》，然後加了兩條，屬於升級版。
通過這十二條日課，曾國藩的生活變得非常有規律，和倭仁疏遠之後，他每日做自己的功課，倒也逍遙自在。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