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個龐大的機構，若完全由戴笠獨攬，勢必有許多不滿，因為戴笠的資曆太淺，在黃埔生中期別太低，難以服眾。如今安排上個黃埔一期、中將軍銜的賀耀祖做掛名局長，實際上戴笠大權獨攬，日後的工作方便多了。因此，戴笠對老蔣更加感恩戴德。
在軍統局改組的大會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領袖意旨，體諒領袖苦心”這12個大字規定為軍統局工作的宗旨，號召所有部屬以此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行動準繩。
在這種提法，就如同陳立夫創建黨務調查科時所提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組織”的口號一樣，深得老蔣的常識。戴笠成了老蔣維護其獨裁統治不可缺少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特務處工作量大增，其機構大為擴張，到1938年就變成了軍統組織。軍統的總指揮部在國民黨的陪都重慶，其成員多為軍統訓練班的畢業生。軍統局聘用了越來越多的軍人報務員和情報分析人員。
戴笠儼然以家長的身份辦理局務。軍統組織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獻身精神，對個人行為嚴加約束。他禁止部下在抗戰時期結婚。他製定紀律嚴禁吸煙、賭博、打麻將之類的不良行為。違犯內部紀律的人通常被單獨關禁閉，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違犯局規遭到處決。這種死刑稱之為“殉法”，是一種“殉難”的形式，以確保軍統局內部嚴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部下絕對效忠於他，在戴笠看來，軍統的任務就是當蔣介石的“耳目手足”，必須絕對忠誠。
有時候為了宣傳的需要，他也推出幾個英雄人物，劉戈青就是其中之一。
劉戈青是一個福建華僑的兒子，家道殷富，他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獲學士學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歲那年加入了軍統。劉的背景比較特殊，因為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前，軍統局內幾乎沒有大學畢業生。戴笠曾就讀於浙江第一師範，1919年前，一師的課程還是傳統的文史科目。從上層到中層，軍統的官員從小讀的都是經史之學。傳統的通俗文化讚美戰國時的刺客，歌頌三國時的英雄，他們便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