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前的女人死死盯著我。林鵬，啊，不對，現在應該叫“林鯤”，他的媽媽堅持要我在他的病曆上這樣寫——“3個月前，因和單位領導發生矛盾，出現行為異常”——否則就不簽字。可我的記憶不許我這麽做。我清楚地記得，8年前的林鵬還是個剛上大二的男孩，沒有跟任何人說就從學校消失了。警察是在距離學校一百多公裏的一個建築工地找到他的。他見人就磕頭，讓人原諒他，問什麽都不說。工人們隻好報了警。
林鵬被確診了精神分裂症，這種病的複發率超過90%，患者多次住院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隻是接下來的8年，這個男孩就像很多隻有匆匆一麵就消失不見的病人一樣，我沒有再聽說過關於他的任何消息。直到2019年5月，這個叫“林鯤”的男人來到我們科室住院。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覺得莫名熟悉，雖然五官成熟了不少，但還是和我記憶裏8年前那個大二男孩的臉逐漸重合。陪在他身邊的依然是他的母親，要不是她強硬的態度，我都沒注意到當年的林鵬已經成了“林鯤”。
同一個人，同一家醫院，病史前後不一，被查到要算“事故”的。我很為難，林鯤的母親卻像早有準備：“不會的！我兒子上次住院，我們提供的身份證號和地址是假的，查不出來的。”這樣的事聽起來匪夷所思，在精神科卻非常常見。別的科的患者怕醫保不能報銷，總是盡可能詳細地提供自己的信息，但精神病患者和家屬因為“病恥感”，總是千方百計隱藏，很多人專門自費到外地治療，就是擔心會留下記錄，影響以後找工作找對象。林鵬的母親應該也是相同的考量。我麵前的女人個頭不高，看著普通，卻相當有主見。
在臨**，我見過太多人因為各種現實目的給醫生提供一套“說辭”，我們沒有能力去核實，隻能按照患者或家屬的說法記錄下來，簽上“病史屬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