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實現大誌，必先修身養性，在這一點上，曾國藩是很好的榜樣。他曾被人們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理學大師”，是晚清一代“儒學藩鎮”。無論這些稱謂是否合適，曾國藩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曾國藩還在長沙嶽麓書院學習期間，就接觸了儒學。後來點翰林入院讀庶吉士，滿腔熱情的他給家人寫信，信中說自己要成為諸葛亮、陳平等人那樣的“布衣之相”，學問方麵要不斷向孔、孟等人學習，爭取做孔、孟那樣的大儒。他寫給弟弟的信中也體現了這一點：“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還把“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作為他人生的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又言：“自己以不為堯舜周公為憂，以學不講德不修為憂。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
這無疑是曾國藩為自己立下的一個大目標——他想成為一個大儒，聖賢之人。有了這個目標之後，曾國藩就開始博覽群書。什麽樣的書他都學，經、史、詩、文一樣都不少，什麽名家的著作他都讀，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他都讀過。直到後來，受到唐鑒、倭仁等一些理學家的影響，曾國藩讀書就不再廣泛了，而是有了一定的選擇性，他開始專攻程朱理學，尤其專於朱熹。
對曾國藩思想與治學影響較大的有唐鑒和倭仁，這兩人本是師生關係，曾國藩也是經唐鑒介紹結識了倭仁。曾國藩也是因為唐鑒才學習程朱的。
唐鑒，字鏡海，號翕澤。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奮上進。嘉慶十二年（1807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其實，曾國藩和唐鑒的相識也是出於偶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唐鑒調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門迎接他，當時的曾國藩作為翰林院檢討，在一邊侍駕。道光皇帝見到唐鑒之後，稱讚他：“治朱子學有成就，並能按‘聖學’之教親自去做，可謂朝廷的好官，讀書人的榜樣。”對於道光帝的這一番稱讚，久經官場的唐鑒並未覺得有什麽，可是曾國藩卻非常羨慕，對唐鑒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曾國藩便打聽到唐鑒的住址，以弟子之禮對這位功成名就的老鄉進行拜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