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我初到華盛頓時認為戰爭會很快結束，但很快認識到戰爭可能會持續數年，官員們也都做好長久備戰的打算。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離不開斯科特先生，可戰後，斯科特卻決定要我回賓夕法尼亞，因為那裏更需要我。因此，我回到原先的崗位上。
剛從華盛頓回來，我就生了一場大病，掙紮著工作一段時間後被徹底擊倒，不得不休息了。而在弗吉尼亞境內的一次中暑，則帶給我一個終生都不能忽視的煩惱：我無法忍受酷暑，不得不在陰涼的地方待著，不然，一個夏天就足以讓我崩潰。這就是為什麽很多年，一到夏天，我就得去涼爽的高地避暑。
公司批準了我的假期，我長久以來期待的回訪蘇格蘭的機會來了。1862年，27歲的我帶著母親及弟弟湯姆坐上了埃特納號輪船，在利物浦靠岸後就立刻趕往丹佛姆林。重返故鄉，我感慨萬千，仿佛在夢裏。越接近蘇格蘭，我思鄉之情就越強烈。母親和我一樣，她第一眼看到熟悉的黃灌木叢時，激動地喊道：“看！金雀花，是金雀花！”
母親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的淚水，我越想安慰她使她放鬆，她就越不能自已。帶著這種心情，我們回到了丹佛姆林。我們認出了沿途的一景一物，但與記憶中的相比卻那麽小，我感到一陣迷惘。到了朗德姨父家後，我走進他那間教會我許多事情的舊房間，大聲喊道：“你們都還在，都和我離開時一樣，可看起來都像玩具一樣。”
鎮上的海爾街——我一直以為不比百老匯遜色，——姨父的商店——我也以為能和美國的公司相比，——鎮子周圍的土丘——我們曾在周日盡情玩耍的地方——如今全都縮小了，仿佛一個小人國。我伸手就能夠到我小時候住的房子的屋簷；那片海，過去我們能走過去就會被認為很了不起，而今看來也不過隻有三英裏罷了。我曾在海邊的岩石下藏海螺，可如今隻剩下淺灘。那所曾裝滿我許多童年回憶的學校，那片我們曾盡情嬉戲、玩耍、比賽的操場，而今也小得可憐。後來我有機會去日本，發現那裏的房子也小得像玩具，仿佛故鄉的另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