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裏維爾、皮珀和希福勒在，我們就是那個時期最優秀的團隊——裏維爾是個工程師，皮珀是個**飽滿的技師，希福勒則沉著穩重。皮珀上校尤為我欣賞，湯姆森先生也說，相較於一群工程師，他更願意讓皮珀獨自去修一座被燒的橋。上校唯一的“致命點”就是愛馬，這對我們反而有利。當一項業務討論得近乎白熱化，上校可能要發脾氣時，談論馬確實可以緩解氣氛，而上校也幾乎不在意其他任何事了。上校是個好搭檔，一旦他跟某個人要好，就會永遠保持下去，比如說我。後來，我搬到紐約，他就又把這份友愛轉移到我弟弟身上，稱我弟弟為“托馬斯”，而不是“湯姆”。弟弟在皮珀心目中的地位比我還高，皮珀幾乎追捧著他，他說的每句話都是律法，是教義。一次他向我弟弟詢問“純利潤”意味什麽，因為協議中時常出現，卻又不說明白。
“上校，”我弟弟說，“它意味著沒有更多可以加上的了。”
“很好，托馬斯。”上校感到十分滿意。倘若我弟弟說“沒有什麽可以扣除”，就有可能引發爭議。
還有一次，一本評定商業機構的書把他給激怒了，因為他看到拱頂石橋梁公司被縮寫成“BC”，意即“不良信譽”。他無法抑製自己的憤怒，要去見律師，準備起訴出版商。可湯姆解釋說，拱頂石橋公司被縮寫成“不良信譽”是因為該公司從未借過任何東西。皮珀立刻平靜下來，不負債是他的原則之一。
當時，很多公司的發展形勢都不理想，而我又要在此形勢下前往歐洲，皮珀上校問我：“如果你不辭而別，那郡長之後就找不到我們了，是不是？”
“是的。”我說。
“那好，當你回來的時候，我們來接你。”
說到皮珀上校，就不得不提起建橋時結識的伊茲上尉。他來自聖路易斯，是個天才，可理論知識缺乏，對機械認識不足，還有些自負。當他把聖路易斯橋的設計方案交給我後，我把它轉交給美國這方麵的權威裏維爾先生。裏維爾先生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按此方案建的橋，將無法承受重物，甚至支撐不了自己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