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掃操作室也是信差的任務，作為報酬，如果操作員還沒來，信差們可以練習操作電報機。這是一個新的機會。我很快就學會了操作按鍵，並嚐試著與其他有相同愛好的信差交流。
一天早上，有個信號不停地呼叫匹茲堡，意味著有人迫切需要與這邊聯係。我大膽地讓紙帶走動，原來是費城希望盡快發送“一條死訊”到匹茲堡，問我是否能接收。我回答說如果對方能稍微慢一些，我可以試試。我成功地拿到那條訊息，焦急地等待著格拉斯先生，如實相告並請求原諒。幸運的是，他沒有指責我的輕率魯莽，反而稱讚並感謝我；又提醒我要認真對待，不犯錯誤。沒過多久，我就被告知，如果操作員不在，我可以負責電報機，就這樣我學會了收發電報。
我正好碰到了一個懶惰的操作員，他十分樂意讓我替他工作。那時，操作員要把紙帶上接收的信息讀給抄寫員，這就需要兩個人同時工作。但我聽說，在西部有人單靠耳朵，通過電報機發出的聲音，就能完成一條信息。恰好辦公室的操作員麥克萊恩先生是這方麵的專家，我就經常向他求教，我才發現該方法很容易掌握。一天，操作員不在，而有一條信息亟須記錄，可那位老抄寫員不滿我的推斷，並拒絕為一個信差打下手。我就拔掉紙帶，拿起紙筆，靠耳朵記錄下整條信息。我把紙筆歸還給他時，他驚奇的表情我永遠也忘不了。自那以後，我和這位可愛的老抄寫員考特尼·休斯之間再沒有隔閡，成了忘年交。
此後沒多久，距離匹茲堡30英裏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員約瑟夫·泰勒要請兩周的假，布魯克斯先生問我是否能勝任這項工作，這一次我肯定地答複了他。
“那好，”他說，“我們就安排你到那裏實習。”
我就搭乘郵車，開始一次愉快的旅行。那是1852年，我第一次離開父母遠行，第一次在外住宿，第一次在外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