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電報公司的操作室是一所優秀的學校。在那裏，我對英國和歐洲的一些了解很快就派上了用場。知識總是有用的，它總會告訴你些什麽。當時我們要利用萊斯角的電報線路，連續接收“汽船新聞”，及時了解國外信息，那是我們最榮耀的工作之一，我也最喜愛這項任務，不久這項任務便分派給了我。
那時的電報線路並不穩定，一遇到暴風雨，就可能導致單詞接收不全。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猜測能力，把單詞補充完整。對國外新聞來說，這沒什麽，操作員時常都會因為粗心而弄錯一兩個單詞，不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我對國際事務的了解逐漸豐富起來，特別是英國的事情，哪怕隻有開頭一兩個單詞，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當時有個慣例，匹茲堡的每家報紙都會派出一名記者，到電報公司去采集新聞進行報道。後來，所有的報紙共同委派一個人，此人便請我把接收的每條新聞都做5個副本，報酬是每周1美元。這是我為新聞界做的第一份工作，說實話是衝著那微薄的報酬去的。此時，我的月薪達到30美元，家裏的情況也好轉起來。
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我和同事成為了“韋伯斯特文學會”的會員。在此之前，我們同事之間就已經有固定的聚會了，這對我們幫助很大。我們的聚會類似於辯論，經常會為某一個問題討論許久，比如“法官是否應由人民選舉產生”？韋伯斯特文學會比我們的小圈子有名氣多了，再沒有比加入這樣一個俱樂部更能使年輕人受益的了。成為韋伯斯特的成員後，我發現過去的閱讀對我參與辯論大有裨益，它們使我想法明確、思路清晰。在韋伯斯特文學會積累的這些經驗，使我在公眾麵前演講時能夠沉著冷靜。我對自己的演講有兩條原則：麵對聽眾不要過於拘謹，自然地與他們交流，而不是說教；按照自己的方式交流，非到必要時絕不“滔滔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