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院街停下車，我走到辦公室門口，正好遇到一位公司職員，他對我說：“值班的警察已經被撤回了。”
聽完他的話，我頓時火冒三丈，走進辦公室立刻撥通了警察局長的電話，但是我並沒有聯係到他。經過協調，我聯係到了這件事的主要負責人，和他交談中我得知警察在這裏維持秩序觸犯了法律，所以警察局才把值班的警察撤回了。
我十分氣憤地對他說：“這件事情必須給我一個合理的說法，假設我是一個罪犯，警察都會保護我的人身安全。而現在的情況是我並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我依法償還債務，而警察和法律竟然拒絕為我提供保護，這簡直是無理取鬧。現在請你轉達給你們局長，我完全不需要他們派警察保護我，因為我可以自行組建一支團隊。”
聽到我這樣如此囂張的說辭，想必那些被撤走的警察一定在心中默默祈禱：辦公室門口會發生暴亂，然後他們借機向政府遞交申請，懇請政府讓他們加入並維持日常的秩序。我不知道誰在背後操控著這一切，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能夠讓他們做出這種不恥行為的源頭一定是金錢和權力的**，我為此深感痛心。
當我把這些棘手的事情全部安排妥當之後，我才去拜訪等候我多時的司法部部長。
為了防止事情出現紕漏，我叫上了自己的律師，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我將麵臨的一定是一場緊張的較量，而且一定不隻是兩個人的談判。果不其然，當我踏進司法部部長辦公室的時候，進門便看見了一個可以坐下6個人的大會議桌，大概是給助手或者會議的速記員準備的，我掃視了整個房間，發現除了死刑執行員，其他人都在場。
讓我沾沾自喜的是這群人中，沒有一個足智多謀的人，感覺他們完全不是我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