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個曆史的演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
研究皇權的極權化發展，應該從兩方麵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被摧毀。至於人民，向來隻有被統治、被剝削、被屠殺的義務，和治權是絲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著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禦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麵前也都有坐處。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上朝在皇帝麵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許坐，站著都不行，得跪著說話了。從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係，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坐的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製度。
漢代的若幹世家宦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有數不盡的莊園，算不清的奴仆，門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獨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黃巾動亂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騰、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保衛鄉裏，有部曲，有防區，擁有軍事力量。小軍閥抗不了大股黃巾，投靠大軍閥，大軍閥又互相吞並，結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個皇朝，原來兩類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據高位，變成公卿將帥，成為高級官僚了。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業的股東，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選舉製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大官位全為這些家族分子所獨占。東晉南渡，司馬家和王、謝等家到了建康，東吳舊族顧、陸、朱、張等家族雖然是本地高門，因為是亡國之餘，就吃了虧，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這些高門，世執國政，王、謝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盧、李、鄭、王等家族也是一樣）。到劉裕以田舍翁做皇帝，陳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裏，皇家隻是暴發戶，無根基，沒派頭，朝代盡管改換，好官我自為之，士大夫集團有其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地位，非皇權所能動搖，士大夫雖然在為皇權服務——因為皇帝有軍隊，目的卻在以皇權來發展並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權的。皇家的利益雖然大體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許多場合，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例如世族的蔭蔽人口，霸占農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經隋代兩帝有意識地打擊摧毀，如取消九品中正製度，取消長官辟舉僚屬辦法，並設立進士科，用公開的考試製度，用文字的優劣來代替血統門望高下，來選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還是要錢買的，大家族有優越的經濟地位、人事關係，因之，唐朝三百年間的宰相，還是被二十個左右家族所包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