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第一版是根據五年前，我在德國將軍被俘後不久與他們討論時收集到的資料編寫的。從那時開始，我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中許多材料來自我在1945年時沒有機會見到的將軍們，同時我也得以通過參考文獻記錄來核對這些證據。
在本書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將領們的證詞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闡述的，大部分章節都被擴大和修訂了，同時還增加了三章新內容。在第一部分，即我自己對事件和人物的總結中，修改的內容並不多，但增加了一章新內容——關於古德裏安，雖然他在1940年不過是個下級指揮官，但他對德國當年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更完整的形式下，本書也不是在努力“書寫曆史”。現在編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還為時過早——應該等到證據更加完備的時候再說。在本書中，我所關心的是收集並以一種可理解的形式向公眾展示曆史必需材料的重要部分。作為撰寫一場大戰曆史的準備，沒有什麽比從對立麵收集證據更重要的了。因為隻從自己“山的這一邊”去觀察一場戰爭，必然會產生片麵的觀點。
在我早先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曆史的過程中，這一教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僅就軍事領域而言，我發現，任何戰役或事件的記載，除非是在了解敵人的意圖、決定、資源和行動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否則都必然會產生偏差。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我就立刻抓住機會，借親自審訊德國將領的機會，在他們對事件的記憶還沒有消失，在他們的印象還沒有受到戰後知識或趨勢的影響之前，探尋“山的另一邊”。
毫無疑問，德軍將領最終將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和敘述，許多盟軍將領已經這樣做了。就前者而言，由於戰後的長期監禁和對自由的各種限製，回憶錄的寫作被推遲了，還有一些人的回憶錄的寫作仍在推遲。從曆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種延遲——或者說，曆史材料出版的任何延遲都是令人遺憾的。另外，必須認識到，自傳的作者通常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名譽，而不是為曆史服務。任何國家的政治家和將領，在以自己的時機和方式編纂自己的回憶時，都會對自己的行動的記錄進行精心的構思——沒有什麽比這更具有誤導性了。對他們質疑，再加上逐步探索其他資料來源以提供對照檢查，才有更好的機會獲得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