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治家、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約翰·威爾遜·克羅克在其《書信與日記》中曾敘述過這樣一件事：他曾與因在滑鐵盧擊敗了拿破侖而聲名遠揚的威靈頓公爵一同旅行。在旅途中，他們通過猜測路上每座山的另一邊的國家是什麽樣來打發時間。威靈頓公爵的猜測總是精準得出奇，這令克羅克大為驚訝，對此威靈頓公爵卻回答說：“你不必為此驚奇。為了猜測山的那一邊的情況，我已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此後，威靈頓公爵的這句話被引申到軍事上，用於闡釋“指揮作戰”所必需的對敵情的推測能力，廣義上，則指揣度“山的那一邊”——敵對陣營後方形勢以及敵人頭腦中的計劃。同時，這也成為軍事情報的代名詞。
在1944年到1945年，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我有幸搶先一步，抓住探尋“山的那一邊”的良機。在英國海軍部工作的職務便利，使我長期擁有與德國將軍和英國海軍將領們頻繁聯絡的機會。多次的交談使我有機會及時收集與戰事相關的證據，以免它們因記憶衰退而逐漸消散，或因事後的顧慮而偏離真相。
研究這些德國將領的經曆，傾聽他們的敘述，有助於了解“二戰”的全貌。在他們之中，隻有少數人是符合人們印象中“嚴苛、冰冷”的普魯士軍官形象的，倫德施泰特略有接近，但他風度翩翩，還不失幽默感，與人們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即使身處困境，他也能保持著貴族風範，在條件惡劣時依舊神態自若，毫無怨言，在英軍對戰俘的待遇頗不值得稱道的情況下也能如此。這令曾與其有過接觸的英國軍官無不肅然起敬。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一些憑借納粹的恩惠飛黃騰達的德軍年輕將領則是咄咄逼人，粗野無禮。
但大多數人均與這兩類人不同，他們從不頤指氣使，而像是本應出現在會議桌前的銀行經理或土木工程師。他們本質上是技術人員，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對外界的複雜一無所知。在他們身上不難看出，希特勒曾經操縱他們、蒙蔽他們，將他們視為便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