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第二屆揚子江文學周”所作主旨發言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中國是延續曆史最久、文化傳承從未中斷的最古老國家。
至少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人價值觀主體的儒道法三家學說，在道統傳承上，都在變動不居的社會中，探求什麽是不變的恒常:曰禮、曰道、曰法。禮是關於國家和人、人和人關係的基本倫理。道更具哲學性，因為其中還包含了對自然運行規律的宏觀想象。法家，是行動派，把有利國家穩定的理念製度化，強製推行。
關於這三者的關係，《老子》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叫作:“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自己言說的 “道”當然是很高級的，但人難以體悟。隻好退而求其次，去講德行仁義，但人隻靠自覺又守不住這些倫理。隻能樹立 “禮”，即製度性強製。即孔子的 “克己複禮”的 “禮”。這個時候，也就隻好請法家出來，以法管人，依法治國。
中國文學，從上古時代開始，不論是史傳作品中的帶有文學性的書寫，還是詩歌抒情性的吟唱，不論情感抒發還是現實記錄，意義的空間無非是在這三個思想體係間徘徊，不過是在不同人筆下各有側重罷了。《詩經》中來自十五國的民間歌唱，關於愛情，關於風習，關於戰亂，其中包含的意義，要從儒家那裏獲得理論支撐或解讀。《楚辭》中有關現實的憂患離亂，瑰麗想象中的浪漫世界的展現，也無非是 “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掙紮。悲劇性的結果，在前麵所引老子所說那幾句話中就已經被規定了。道德的路徑是明了的，國家治理的路徑也是明了的，但實行起來，卻總是艱難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因為人，千差萬別的人。
中國文學，總體來看，從古代開始，就著眼於人的倫常、社會的興衰、國家的治亂。雖然形式在變，詩歌從四言至五言至七言，再至參差錯落的詞，散文和小說從史傳性的文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但意旨還是集中在憂國憂民這個主流上。即便是聲稱現實社會使人失望，要歸隱，要修道尋仙，也往往是這個主流的另一種麵相。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穩定與恒常。換一句話說，文學雖然形式多變，但支撐種種表達的人文精神或哲理性的思索，都難以跳脫儒道法三家的範疇。當然，魏晉南北朝以後對中國文人來說，又有了一個釋家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