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近來劉大傑先生寫信給我，頗歎息於青年肯留意於文史者太少，這確亦是一個問題。
文學，即舊日所謂辭章之學，講樸學和經世之學的人,本都有些瞧它不起，以為浮華無實。這也不免於一偏，但他們不過不願意盡力於文學而已，對於舊書的文義，是能夠切實了解的，現在就很難說了。還記得二十餘年前，章行嚴先生說過一句話：現在的文字，隻要風格兩樣一些，就沒有人能懂得了。這句話，確使人聞之痛心。
所謂風格，直捷些說，就是俗話所謂神氣。我們對於一個人的意思的了解，不但是聽他說話，還要領略他的聲音笑貌等等，文字就是語言的擴大，然這些輔助的條件都沒有了，所以其了解要難些。然於文字不能確實了解，即不能得作者的真意。所以要了解舊書，舊文學不能沒有相當的程度。
對於舊書，喜新的人，或者以為不值得留意。但它畢竟是材料的一部分；比外國的材料，還要親切些，這如何能夠不留意呢？
乙
說到本國的材料，比來自外國的要親切一些，就可因文而及於史了。我現在且隨意舉幾個例，如：（1）外國人有肯挺身作證的風氣，所以其定案不一定要用口供，中國就頗難說了。任何罪案，在團體較小，風氣誠樸，又法律即本於習慣之時，罪名的有無輕重，本來可取決於公議。《禮記·王製》篇說：“疑獄泛與眾共之。”還是這種製度的一個遺跡。外國大概和這風氣相去還近，所以能有陪審製度，中國又較難說了。舉此兩端，即可見中國研究法學的人，不能但憑外國材料。（2）又如農民，大都缺乏資本，不能無藉於借貸。王安石的青苗法，現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辦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為諱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縣主其事。人民與官不親，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為功，遂至弊竇叢生。現在的農貸，主其事者為農民銀行，與其人民隔絕，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於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與官吏相去無幾，至少在他初辦時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為功，就有土豪劣紳，蒙蔽銀行，偽組合作社，以低利借進，以高利轉借給農民等的弊竇了。他如現在的遊擊隊，固然和從前的團練不同物，然其理亦未嚐無相通之處。又如複員，戰士或者要歸耕，其事亦非今日始有。此等處，本國已往的情形，亦必較外國的材料，更為親切。大家都知道研究外國學問，不可不先通其語文，如何研究中國材料，對於本國文字，反而不求甚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