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詩經》的表現手法，“賦比興”三者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產生了重要影響。比與興在《詩經》中常常合用，並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兩者都可以產生含蓄蘊藉的藝術效果，因而常常並稱為“比興”。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成為後代詩人使用最為頻繁的表現手法，也成為後世評論家所推崇的創作法則。
《詩經》所建立的比興傳統指的是運用形象化的思維，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含蓄蘊藉的藝術境界。其具體的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由物及情，即欲言情先說物。二是借物而言誌，即不言誌隻寫物。三是借景抒情，作者通過物象來表達情感。這三種方法都可以產生意在言外的含蓄美。因而，比興傳統對中國詩歌影響最為重要的是創造出含蓄蘊藉的詩歌意境。古人對於含蓄蘊藉的詩歌意境頗為重視，並給出了不少精到的解釋。如清人葉燮在《原詩》中指出了“含蓄”的內涵，並給出了極高的評價：
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旨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引人人溟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
含蓄指的是“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就如我們今天所說的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含蓄乃詩歌的最高境界。
《楚辭》繼承了《詩經》的比興傳統，並有了進一步發展，“香草美人”成為比興的代名詞。如王逸在《楚辭章句》的序言中指出：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王逸明確指出，《離騷》中眾多帶有寄托意味的物象描寫源自於《詩經》的比興傳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並分析了各類物象具體所指。從王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楚辭》對《詩經》的傳統是有所發展的，即表現的詩境更為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