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景宗即位以後，吸取了開國以來直至遼穆宗的教訓，力求強化中央皇權，而非如以前的遼帝倚重宗王進行統治之舊局，以自己與幾位“翼戴”勳臣構成權力核心。待國丈、北院樞密使蕭思溫被刺殺後，遼景宗又將耶律賢適倚為心腹。由於遼景宗於四歲時遭遇“察割之亂”，曾目睹其父遼世宗等人在宮廷政變中被殺，因而驚嚇成疾，到做了皇帝以後，病情趨於嚴重，成風痹之症，連騎馬都有困難，時常臥於床榻間，直接影響到其主持朝政。因此如《契丹國誌》所雲，當時遼朝“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蕭皇後決之，遼景宗拱手於床榻而已”。為此，甚具野心的高勳、女裏便設計暗殺了蕭思溫，以削弱蕭皇後的勢力。不過，高勳、女裏之用意並未能實現。
保寧六年（974年）二月，遼景宗詔諭起草聖旨的史館學士道，今後書寫皇後之言，亦稱“朕”暨“予”，並“著為定式”。即從製度上確立了蕭皇後當朝理政的權位，使她成為遼朝事實上的掌權者。因此，遼人便將皇後與皇帝等觀，稱之為“宮中二聖”。
數月後，即當年七月，南院樞密使高勳遭除名、流放的懲處。保寧十年（978年）中，契丹行宮都部署女裏被賜死，高勳等人也遭伏誅。於是一起聯手阻礙後家勢力發展、明裏暗裏反對蕭皇後參決國政的兩位“翼戴”勳臣，先後被清理出局，蕭皇後的權位更加穩固。
遼景宗即位以後，順應“人人望治”的願望，圖謀通過政治革新以改變遼朝“中衰”的局麵。為此，遼景宗常向漢人大臣室昉詢問“古今治亂得失”，打算從漢族統治者的曆史經驗教訓中尋找借鑒，以革除弊政。遼景宗的變革，收到了一定成效，其中以吏治改革收效較顯著。史稱遼景宗“任人不疑，信用必賞”，摒棄了此前不少弊政，並重用漢人官僚，成為遼朝統治政策上的一大變化。遼代初期，當朝柄國之人大都為契丹人，雖然表麵上宣稱“蕃漢雜用，然漢人無幾矣”。此後漢人官員雖然逐漸增多，但主要出任治理漢人事務的南麵官。直到遼景宗時期，漢人官員開始被大量重用，並在統治機構中占有主要地位，出將入相，甚至如室昉還曾以南院樞密使兼任向來是由後族世預其選的北府宰相，如高勳、韓匡嗣曾被授任一直是由契丹皇族或後族貴戚擔任的南京留守這一要職。這種讓漢人官員進入契丹中樞機構的做法，既是契丹社會、經濟、文化不斷發展的需要，又成為遼代“中興”的契機。當然，由於遼景宗的健康原因，這一變革主要在蕭皇後的幕後主持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