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適應契丹社會向封建化轉變的需要，當國攝政的蕭太後對遼朝的法律製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即改變原先遼朝法律執行時契丹人、漢人“輕重不一”“貴賤異法”之現象，加以劃一，而“一以漢法論”，從而大大完善了遼朝法律製度。
遼初刑法嚴酷，且不同民族間待遇亦有很大的差異，即所謂“契丹人用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此指《唐律》）”。由此遼朝司法中“同罪異論者甚多”，比如契丹人與漢人發生鬥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即契丹人將漢人打死，就以牛、馬賠償死者家屬，而漢人打死契丹人則處以斬刑，並罰其家屬為奴婢。至遼穆宗時，其刑罰更為殘酷，使窮苦百姓有冤枉亦無處申訴。到遼景宗、聖宗時期，隨著契丹社會漢化的加深，法律亦漸趨寬平。在遼景宗時已參決朝政的蕭太後已注意修訂法律，使刑罰得“寬猛相濟”。至遼聖宗幼年即位，蕭太後更是“留心聽斷”，當時更定法令十數事，多符合民心，“其用刑又能詳慎”。同時，蕭太後還十分注意對小皇帝的培養，每每教導遼聖宗“宜寬法律”，因此當遼聖宗親政以後，在“益習國事，銳意於治”之餘，並沿襲蕭太後的做法，繼續進行法律製度的變革，以順應契丹社會自奴隸製逐漸向封建製的轉變。故《遼史·刑法誌》評價道：遼朝之“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宗、聖宗二帝為優而已”。而在其中，當政的蕭太後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蕭太後及後續的遼聖宗對遼朝法律內容的修訂、製度的變革，主要表現在：
首先，促使遼法漢化。蕭太後鑒於當時舊法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故於統和元年（983年）命北府司徒彼德將燕京所進獻的中原律文譯成契丹文，為調整刑法作準備。統和十二年（994年），蕭太後詔令契丹人身犯“十惡”之罪，亦依據漢律判案，使蕃法與漢法漸趨同一。至遼、宋訂立“澶淵之盟”後，遼法的漢化更加明顯。史稱遼聖宗曾詔令“漢兒公事皆須體問南朝（宋朝）法度，不得造次舉止”。當時對漢人案件的審理裁決，往往參照宋朝的量刑標準。太平七年（1027年），遼聖宗決定“更定律令”，詔示中外大臣指出朝廷“法製中有遺缺及輕重失中者”，加以討論增改。此次修改法律，使遼法內容較前更接近漢律。如刑法分死、流、杖、徒四等，即采用漢律刑名。此後，遼興宗為改變遼朝“分俗而治”的現狀，欲齊一法令，故在遼聖宗朝法律的基礎上複位法令，稱《重熙條製》，共五百四十七條。遼道宗又以“契丹漢人雖風俗不同，但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先後增補《重熙條製》至近九百條，稱《鹹雍條製》。但因契丹境內尚未形成全國一致的經濟基礎及契丹、漢人習俗差異甚大，加上契丹人犯法，按例派漢人審理，受冤枉者頗多，以及《鹹雍條製》條例過於繁雜，司法者亦不能全部熟習，而農人市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迫使遼道宗恢複使用《重熙條製》，其綜合北、南為一體的齊一法律的努力歸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