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成書，為司馬談發凡起例，司馬遷發憤續成，是父子兩代人的心血結晶，前後曆四十餘年。由於司馬談述史之始即有司馬遷助修，而後又由司馬遷一手完成，研究《史記》思想體係隻能用司馬遷一人做代表。《史記》中留有司馬談作史痕跡，但作為整體的《史記》不容分割。所以本年譜以司馬遷為中心勾勒《史記》成書過程，照應全書，標題為“司馬遷年譜”而附著司馬談係年。司馬遷生卒年按本書考證，生年係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係昭帝始元元年（前86），示意司馬遷與漢武帝相終始。司馬談有卒年而無生年，假定長於司馬遷二十歲，推計生年則在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假定司馬談的生年，一是便於行文，二是表現一定的曆史內容，即假定的推理緣由。
王重九先生在《從王國維、郭沫若共認的“先漢紀錄”考定司馬遷父子的生年》[4]一文中，將《索隱》說“年二十八”係於建元三年以推計司馬談生年，得出司馬談生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的結論；而以《正義》說“案遷年四十二歲”推計司馬遷生年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王重九據此斷言司馬談長於司馬遷二十歲。
王重九的考證還缺少史實佐證，他對於《索隱》說“年二十八”這條材料的運用也需商榷，他的考證自然不能定案，隻能是一種假說。顧頡剛在《司馬談作史》一文中假定司馬談長於司馬遷三十五歲，兩種假說比較，王重九的假說要合理一些。第一，司馬談出仕京師，留下獨生子司馬遷於故裏，以情理度之，更切合於青年之所為，血氣正盛，以事業為家，至於中年則要多一些家庭的考慮了。第二，司馬談卒時慨歎命運不好，透露出未盡天年的感慨，所以司馬談的終年不會過高。具體說，在古代“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情況下，司馬談長於遷二十歲，卒年時壽已五十六歲，與其命運之歎較為符合。第三，漢代舉賢良，選秀才，雖有老年，而多為青年後進。例如賈誼年十八在廷尉吳公舉薦下，文帝召以為博士。賈誼之出仕，當是參與了文帝初即位於前元二年的舉賢良對策；司馬談的出仕，亦當是參與漢武帝初即位於建元元年舉賢良對策。漢武帝更是一個獎拔後進的人，他當時隻有十六歲。依上述種種情況推計，假定司馬談長於司馬遷二十歲，他在建元元年舉賢良時已二十六歲，是接近事實的。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假說，姑以係年，不作定論。本文係司馬談之年從司馬遷生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