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裏的人雖然有共同的興奮，卻沒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後來在他補寫的《遇變日記》裏說：“蓋自段、張到京後，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複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能動者，有主必還宮複號者，有主改號遜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皆不知何所見而雲然也。”這段話說的的確是實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這場旋風，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個三岔口上。我麵前擺著三條路：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複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複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當時的說法則是“借外力謀恢複”。
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劃。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這種“帶路權”的爭奪戰，從我進“北府”大門那天起，經過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離津去東北前，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隻說在“北府”的這二十四天，也曾有過幾次起伏，變過幾次陣容，轉移過幾次重心。
在剛進北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還是設法溜出去，躲進東交民巷”。前麵已說過，主張溜走的一方是處於孤勢的鄭孝胥和不公開表態的莊士敦，另一方則是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師傅們。這場衝突是以鄭孝胥的失敗而告終。門禁開始放鬆以後，則以“出洋不出洋，爭取不爭取恢複原優待條件”為中心展開了第二次交鋒。主張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羅振玉（莊士敦仍是不公開表態的一個），另一方仍以我父親為首，有師傅們參加。他們這次的矛頭主要對著“急先鋒”金梁，也取得了勝利。不過，這是一個表麵的勝利。到第三個回合，即鄭、羅、莊聯合了起來，並爭得了陳寶琛的參與，問題重心轉到了“我的當前處境危險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的時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慘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