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進了日本公使館才知道，我並不是唯一的客人，當時還住著一個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賄選大總統曹錕的心腹謀士。曹錕沒有來得及逃往使館區，被國民軍軟禁了起來。王毓芝的腿快，做了這裏的客人。我還記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時候，被張勳趕走的黎元洪也在這裏住過，我第二次退位以後，被段祺瑞趕走的張勳做過荷蘭使館的客人。每逢使館裏到了必須接待來客的時候，使館區裏的飯店和醫院總免不了跟著熱鬧一番，因為每次總有一批神經脆弱而又身價夠不上進使館的人們往這裏跑，把這裏塞得滿滿的，甚至於連樓梯底下都有人願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這次被趕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滿族貴族都爭先恐後地到這裏做客。有一次飯店老板貼出了一張很不禮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過多，樓梯下亦已住滿，衛生狀況殊為不佳，且有隨地吐痰、極不文明者……茲規定，如再有人吐痰於地，當罰款十元，決不寬貸！”盡管如此，還是有人趨之若鶩，流連忘返。
我在這裏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麵沒有說到，是我從北府出來的時候，在我汽車上還有北府的兩名警察，他們按照當時“要人”們乘車的習慣，站在車外踏腳板上，一邊一個，一直陪我到了德國醫院。後來知道我不回去了，他們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館。他們得到了準許，作為我的隨侍被收留了。後來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繡的時候，那邊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們。使館裏派了一名書記官特意去交涉，也沒有成功，最後還是芳澤公使親自去找了段執政，婉容和文繡才帶著她們的太監、宮女來到了我的身邊。
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麽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於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館裏，“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