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所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館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裏的那一套人馬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布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八樓八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相當於師）統製張彪做遊藝場用的地方。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裏當了寓公。我剛住進了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來給我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他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裏住了五年。後來張彪死了，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麵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於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靜園”。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裏），對我也不發生什麽作用。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離開了我，又到威海衛當專員去了。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後，一九二六年他與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麵。他曾為我奔走於吳佩孚等人之間，毫無結果。後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鉤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複優待條件方麵，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派”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麵，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複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讚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複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勝了一切對手。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