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兒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後來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隻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裏尼創了什麽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麽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諡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這麽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複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