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園裏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個環境遠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除非複辟的時機已經成熟，或者發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還是住在這裏的好。這也是出洋念頭漸漸衝淡的一個原因。
張園（和後來的靜園）對我說來，沒有紫禁城裏我所不喜歡的東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裏我最不喜歡的，首先是連坐車、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規矩，其次是令我生氣的內務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隻能進諫而無法幹涉。在紫禁城裏，我認為必要的東西，是我的威嚴，在這裏也依然存在。雖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別人來給我叩拜。我住的地方從前做過遊藝場，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梁畫棟，但還有人把它稱作“行在”（我也覺得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的洋樓遠比養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裏給我“值班”，從前張園遊藝場售票處的那間屋子，猶如從前的“乾清門侍衛處”。雖然這裏已沒有了南書房、懋勤殿、內務府這些名堂，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的牌子就是它們的化身。至於人們對我的稱呼，園子裏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苟地保留著，這對我說來，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張園時代，內務府大臣們隻剩下榮源一個人，其餘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後最初發出的諭旨有這兩道：“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栻、劉驤業皆駐津備顧問。”“設總務處，著鄭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務處著佟濟煦任事，收支處著景方昶任事，交涉處著劉驤業任事。”陳寶琛、羅振玉、鄭孝胥是每天必見的“近臣”，他們和那些顧問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坐在樓外西邊的一排平房裏等著“召見”。在大門附近有一間屋子，是請求“覲見”者坐候傳喚的地方，曾經坐過的人，有武人、政客、遺老、各式“時新”人物、騷人墨客以及醫卜星相。像青年黨黨魁曾琦、網球名手林寶華、《新天津報》主筆劉冉公、國民黨監察委員高友唐……都曾加入張宗昌、劉鳳池的行列，在這裏恭候過“奏事官”的“引見”。駐園的日警，天津人稱之為“白帽”的，駐在對麵平房裏，每日登記著這些往來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個日警便衣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