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係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托過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張園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觀失望。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了，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麽複辟。像陳寶琛這樣的人，從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薪嚐膽”的話，也不說了。人們唯一考慮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麽回事，蔣介石腳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麽穩固。張園有了絕路逢生之感，不免漸漸重溫舊夢，覺得“定於一”的大業，似乎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們後來恢複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進講”時局的日本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把新居取名“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裏日日望著，月月盼著。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來了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說時局，與溥傑也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幾天客，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婦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的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麽事情。……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麵題著一聯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