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等靜園裏商量出一致意見來，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的後藤副領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門。他們對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全知道了。總領事館表示，他們對我的心情和處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從事，現在不要離開天津；他們負有保護的責任，不得不作這個勸告。
從這天起，這位後藤副領事不是直接來見我，就是找陳寶琛舅甥或是鄭孝胥父子，進行勸阻。另一方麵，日本駐屯軍的通譯官吉田，卻一再向我宣傳，說日本軍方決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動身出行。
這時我對於日本軍政雙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陳寶琛那一夥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陳寶琛一向認為文人主政是天經地義，所以他隻肯聯絡日本芳澤公使，他的外甥隻肯和領事館以及東京的政友會人物來往。這時他堅決主張，如果東京方麵沒有表示，千萬別聽軍人們的話。我的看法則不同，認為現在能決定我的命運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軍人。我並沒有什麽高深的見解和情報，我是從當前擺著的事實上看出來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麵在外交上宣稱，準備和南京政府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另一方麵關東軍卻一路不停地前進，攻擊退卻著的中國軍隊。我那時雖然還不太明白，這和蔣介石、汪精衛們一邊嚷著抵抗，一邊把國土讓給敵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兩麵手法，但我能看出決定問題的還是日本軍人。陳寶琛指出國際列強的曖昧態度可慮，這也和我的感覺不同。我去過日本兵營後不多天，英國駐津軍隊司令官牛湛德準將忽然來到靜園訪問。他對“九一八”事變給我造成的機會，表示了“私人的祝賀”，並且說：“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仆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這話使我更加相信鄭孝胥說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來訪之後，莊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別重逢，據他說這回是代表英國外交部，來辦理廢款和歸還威海衛的餘留問題，順便前來看望看望我。他為我的“前途”表示高興，同時請我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書稿作一篇序文，他說，他將在這書的最末添上一章，叫作“龍歸故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