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別是加緊了全麵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製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製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軍政府”等等偽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並且對國人頒布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這樣，日本在關內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隻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我在前麵說過，這正是關內關外複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於關內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內也正采取著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於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製，這個措施不僅使複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財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穀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麵的敘述，隻把我恢複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製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複清朝，在“登極”時不準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於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淩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