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所以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通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幹。我發展了遲眠晏起的習慣，晚上總要在後半夜，甚至過三點才睡，早晨要十一點才起。每日兩餐，早餐在中午十二點至一兩點，晚飯在九至十一點，有時是十二點。四點到五六點睡中覺。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我滅口。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我對日本人是伺候顏色、諂媚逢迎，對家門以內則是脾氣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發展，終日吃素念經，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了的身體，這時越發虛弱，因此又擠命打針吃藥。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昏天暗地、神神癲癲的生活。
我的殘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時代就種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給傭人們立下了這樣的“家規”：
一、不準彼此隨便說話，以防結黨營私。
二、不準互相包庇袒護。
三、不準舞弊賺錢。
四、當同事犯有過錯時須立即報告。
五、上級對下級犯過的人，須在發現之後立即加以責打。
如果放鬆看管，罪加一等。
因為我的性格中，既有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冷酷無情、殘忍凶暴的一麵，又有一種害怕因果報應，極其濃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這些杜漸防微的種種條款後，還在後麵附加了一項預備好的誓詞，叫他們對天盟誓。誓詞是：
“如果我違背了上述規則，甘心承受‘天罰’，定讓我遭‘天打五雷轟’的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