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放下架子。我們後來移到伯力收容所，這裏雖然沒有服務員，我照樣有人服侍。家裏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和洗衣服。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叫我“皇上”，便改稱我為“上邊”。每天早晨，他們進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請安。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從樓上下來。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從前的“大臣”，他見了我，眼皮也沒抬一下。我心裏很生氣，從此就不想下樓了。每天待在樓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念經上。不過一般說起來，那些偽大臣大多數對我還是保持尊敬的。舉例說，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曆年，大家包餃子吃，第一碗總要先盛給我。
我自己不幹活，還不願意我家裏這些人給別人幹活。有一次吃飯，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擺台子，就叫我給禁止住了。我的家裏人怎麽可以去伺候別人！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我家裏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裏，這是我第一次跟家裏人分開，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幸而我的嶽父自告奮勇，他不僅給我端飯，連洗衣服都願替我代勞。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裏劃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種菜。我和家裏人們分得一小塊，種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於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鋪裏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黨史》。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糊裏糊塗。我自己心裏隻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麽關係？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