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後我很快就醒了。其實我手術時沒有徹底失去意識。你也不會失去意識。麻醉隻是讓你呼吸暫停，可不是讓你徹底沒了呼吸，隻不過是通過藥物讓你失去知覺，過後就像是喝醉了一樣，隻是你除了膽汁以外根本吐不出什麽別的來，而且就算是吐完了，也不會覺得好受一些。床頭石膏繃帶露出的管子上壓著個沙袋。片刻後我看到了蓋其小姐，她問道：“你現在感覺如何？”
我回答道：“好些了。”
“你膝蓋的手術做得簡直漂亮極了。”
“用了多久？”
“兩個半點兒。”
“我有沒有說什麽胡話？”
“沒有。好了，別說話了，你得安靜休息。”
凱特琳說對了，我感覺很難受。誰值夜班對我來說都沒什麽分別。
醫院現在又多了三個病號，都是年輕的小夥子：一個得了瘧疾的佐治亞州人，是紅十字會的，他很瘦；一個紐約人，得了瘧疾和黃疸，也挺瘦的；還有一個棒小夥，因為想要拆開一顆混著榴散彈和烈性炸藥的雷管來做紀念，被送進了醫院。那是奧軍在山裏用的一種榴散彈，爆炸後彈頭的雷管一旦被碰到就會再次爆炸。
凱特琳願意一直上夜班，因而其護士們都很喜歡她。凱特琳沒少照顧那兩個得了瘧疾的家夥。拆雷管的那個小夥子是我倆的朋友，他夜裏隻有在不得不的時候才會按鈴。凱特琳不用幹活的時候，總是和我待在一起。我很愛她，她也很愛我。我白天睡醒了就和她寫紙條，弗戈森幫著傳遞。弗戈森有兩個兄弟，一個在五十二師，一個在美索不達米亞，她的事我就知道這麽一點兒，弗戈森對凱特琳·巴科萊爾非常好，她是個好姑娘。
我有一回問她，“弗姬，我們結婚的時候你會來吧？”
“不會，你們結不了婚的。”
“為什麽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