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我從退伍軍人教育津貼裏存了幾塊錢，我到丹佛去，準備安頓在那裏。我發現自己成了美國中西部的獨居單身漢。我感覺到很孤單。周圍沒有一個熟人——沒有貝比·羅林斯、雷·羅林斯、蒂姆·格雷、貝蒂·格雷、羅蘭·梅傑、迪恩·莫裏亞蒂、卡洛·馬克斯、艾德·鄧克爾、羅伊·約翰遜、湯米·斯納克，他們一個都不在。我在科蒂斯街和拉裏默街附近四處閑逛，在水果批發市場做零工。1947年，我幾乎被那個市場正式雇用——那是我生平做過的最累的活了。有時候，我和那些日本小子要用千斤頂之類的器材，把在鐵軌上的整個一節車廂挪到一百英尺以外的地方，每扳一下千斤頂，車廂僅僅移動1/4英寸。我把裝著西瓜的板條箱放在冷藏車的結冰的地麵上，費了很大的力氣，拖到外麵火辣辣的陽光下。一邊在用力使勁，一邊在打噴嚏。以上帝的名義，星星作證，我這麽做是何苦呢？
黃昏時分，我隨意的走著。感覺自己像是這個淒涼的紅色大地上的一個斑點而已。我路過溫莎旅館，30年代大蕭條時期，迪恩·莫裏亞蒂曾經和他的父親在這裏居住。我回憶著當年時光，到處尋找我心目中的那個悲哀的如同傳奇的白鐵匠。你不是在蒙大拿之類的地方，看到某個人像是你的父親，就是在尋找一個已然不在人世間的朋友的父親。
淡紫色的傍晚，我渾身的肌肉酸痛。我隨心所欲的走在丹佛第27街和韋爾頓街之間的亮了夜燈的黑人區，希望自己也是黑人的一員。因為我感覺白人世界給我最好的東西也不足以讓我陶醉，沒有足夠的生活、快樂、刺激、罪行、樂曲和足夠的夜。我在一個賣盒裝紅辣椒的男人的小棚屋前停了一小會兒。我買了一點，邊吃邊在神秘幽暗的街道上散步。我希望自己是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窮困的、過度勞累的日本人，無論什麽人，隻要不是現在這個生活寡然無趣、理想破滅了的“白人”。我這一生都抱著白人的野心；正由於這一點，我把一個像特雷那樣的好女人拋棄在聖華金山穀。我路過墨西哥人和黑人家伸手不見五指的門口；那裏傳來輕微的談話響動，偶爾還能看見某個神秘的、性感的姑娘的黑黝黝的膝頭；還有藏在玫瑰樹後的男人那漆黑的臉龐。孩子們如同睿智的老人一般，坐在古老的搖椅上。一群黑人婦女經過，其中一個年輕的女性，從年紀大的、像是她的母親的同伴的身邊跑走，快步的跑向我——“哈囉，喬！”——她忽然發現我不是喬，於是紅著臉跑回原處。我希望自己是喬。我隻能是自己，薩爾·帕拉迪斯。在這個讓人難以忍受的甜美之夜，在紫色的黑暗中失意的溜達著，我希望自己能和那些快樂的、誠懇的、心醉神迷的美國黑人交換世界。這些破舊不堪的大街，讓我想起迪恩和瑪麗露來。他們從小就對這樣的環境無比的熟悉。我多麽希望能再遇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