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1895年7月），康梁等人開始籌備組建強學會，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萬國公報》（後來改名《中外紀聞》）作為學會的“喉舌”率先發行。對於強學會改為大學校的經過，梁啟超於1912年10月31日，在《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裏，回憶道：
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於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參觀，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蓋強學會之性質，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強學會，遂能戰勝數千年舊習慣，而一新當時耳目，具革新中國社會之功，實亦不可輕視之也。……及至戊戌之歲，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孫壽州先生本強學會會員，與同人謀，請之樞府，將所查抄強學會之書籍儀器發出，改為官書局。嗣後此官書局，即改為大學校。
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序》一文中，形象地指出，龐然大物駱駝、大象、騾子、馬和牛，形體比人大幾倍，然而卻任人宰割，其原因就在於它的“弱”和“愚”。我們中國土地麵積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比歐洲多一倍，“可謂龐然大魁巨矣，而吞割於日本”，原因就在於“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因此，中國要擺脫愚弱的狀態，必須自強，要自強就必須學習和團結。“學則強，群則強，累億萬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
強學會成立之日，得到了朝野的大力支持，李鴻藻、翁同龢、孫家鼐、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張蔭桓、王鵬運等朝廷重臣的加入，使其名重一時；文廷式、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李玉坡、張孝謙、袁世凱、徐世昌、張權（張之洞之子）、汪大燮、丁立鈞、熊餘波等有識之士的加入，給強學會注入了勃勃生機。在孫家鼐的關照下，安徽會館為強學會提供了辦公場所；翁同龢送來了印刷機器，還“利用職務之便”給強學會下撥1000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每人捐銀5000兩，袁世凱也捐銀500兩予以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