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又是一個晴熱天氣。光緒皇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製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
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對於《明定國是詔》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身曆其事的晚清學者羅振玉回憶說：《明定國是詔》頒布“如春雷之啟蟄，海上誌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