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聊了一些閑話，然後，翁同龢問徐郙：“頌閣老弟，《明定國是詔》公布後，這幾天朝野都有什麽議論啊？”
“這……議論是少不了，康梁歡欣鼓舞，說其為四千年拔舊開新之大舉，聖謨洋洋，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也有的說這是改變祖宗成法，另起爐灶，要不得。這些年，不管辦什麽事情，都少不了爭來論去，非要爭得個誰高誰低。”
孫家鼐說：“這個毛病根深蒂固，由來已久。我就是不明白，中國人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辦事上，而偏偏愛打嘴仗，嚼舌頭。往往是事情還沒開始幹，人已經鬥得像烏眼雞似的。”
“甲午一役，創巨痛深。現在從上到下都看清楚了，舊法實不足恃。不變法，不大舉，不改製，還有什麽救國的辦法呢？”翁同龢一提及甲午戰敗，就會不由自主地動感情。他用筷子夾了一塊腰花，手一顫，腰花掉在桌子上。他歎了一口氣，放下筷子，心情沉重地說：“我們三人都是科場驕子、朝廷重臣，可是，我們心知肚明，科舉考試一場接一場，舉人、進士多得沒處安排，需要排隊上崗。可派大使，沒有誰能夠勝任；搞工程、練新軍，又有幾個是內行？”
“不從根本上改變教育製度，培養得隻能是庸才、奴才，就是難以培養人才。”孫家鼐要麽不說，要說，有時候是一針見血，毫不遮掩。
徐郙朝門外看了一眼，又自飲了一杯，說：“現在皇上甩開膀子搞維新，是個新氣象。有些事情卻讓人莫名其妙。《明定國是詔》是太後親自同意頒發的。詔書頒布前一天，卻任命了榮祿為北洋大臣、文淵閣大學士，剛毅改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崇禮任刑部尚書。這三個人，對維新都不感興趣，怎麽會在這個節骨眼上受到重用？而且，頒布《明定國是詔》那天，所有的大臣都到了，隻有奕劻、榮祿和剛毅沒露麵，真是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