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進行了兩個月，光緒皇帝突然發現，自己的上諭“出不了中南海”，即使發布出去了，也是廢紙一張，各地總督、巡撫等並不認真落實。光緒皇帝異常震怒，七月初十（8月26日），他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實籌辦，並將辦理情形先行具奏……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懈，雖經嚴旨敦迫，猶複意存觀望，即如劉坤一、譚鍾麟身任封圻，於本年五六月間諭令籌辦之事，並無一字複奏。迨經電旨催問，劉坤一則借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責；譚鍾麟則並電旨未複，置若罔聞。……倘再籍詞宕延，必定予以嚴懲。”⑴第二天，他又嚴厲要求各督撫凡交查各件，皆須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諭告諸臣除去蒙蔽錮習，不得無故請假，議奏事件不許延擱。
政令不行，讓身在局中的梁啟超深有感觸：“自四月以來，明詔累下，舉行新政，責成督撫，而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寡有能奉行詔書者。上雖諄諭至於三令五申，仍複藐為具文，此先帝時所無，觀曆朝聖訓可見也。然上雖盛怒，數四嚴責，終不能去一人或懲一人者，以督撫皆西後所用，皇上無用舍之權，故督撫皆藐視之，而不奉維新之令也……”⑵
相比之下，倒是師傅孫家鼐不顧年高體衰、百事纏身，以身作則，全力支持維新舉措，隻爭朝夕地抓好京師大學堂及其全國中、小學堂的建設。六月十七日（8月4日），孫家鼐《奏議複五城添設小學堂請飭設法勸辦折》：“蓋聖心所向，天下從風。即如國家往時以科舉取士，海內士人家弦戶誦，並無事官督率，莫不爭自濯磨，請即飭下五城禦史設立勸辦，應否暫借廟宇及將來建立學舍之處，均由五城禦史隨時斟酌，定能日起有功。”光緒皇帝在批複中指示：為了使“京外舉貢生等一體入學，廣為造就，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務期與大學堂相輔而行，用副培養人才之至意”，因而批準在五城“及時創立”小學堂之所請，並下令孫家鼐對大學堂章程，必須“條分縷析，迅速妥議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