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英國人在華開辦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中國與日本對待愛國青年的不同做法，發表了意味深長的評論：
在北京，有六個年青的改革家為那位殘忍暴虐的老太後（遲幾天就是她的生日）所殺害，但他們個個都具有殺身成仁的意義。我們常常對中國表示灰心和絕望，但是任何一個國家能產生像這樣一些勇士，是沒有理由對他絕望的。“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同樣地，這六個青年的鮮血也將是新中國的種子。
中國野蠻地謀殺了她的第一批愛國青年，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她與她的鄰邦的一個鮮明對比。在日本，這一類青年是深受歡迎的，被給予榮譽的地位的；……在那個島國中，他們奔放的熱情是有出路的，因而可以變成有利於國家的力量。由於這個緣故，近年以來，日本有很多人得以發展他們的才能，成為強健的政治家。
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因為保舉康有為而被逮捕，麵臨被處決的危險。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聲稱1897年張蔭桓曾代表中國政府參加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即位60周年慶典，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處決張蔭桓將引起嚴重後果。清政府被迫退讓，將張蔭桓免於處死，改為流放新疆。
戶部郎中兼軍機章京陳熾遇此挫折情緒低落，整日借酒澆愁，時而高歌，時而痛哭，患了精神分裂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死於北京贛寧會館，享年46歲。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被永遠監禁，湖南學政徐仁鑄（徐致靖的兒子）被革職，永不敘用。
李端棻被革職，流放新疆。
宋伯魯被革職，永不敘用。不久，朝廷又下令通緝他。宋伯魯聞訊避禍上海，一度又到日本。因與康梁仍舊保持聯係，深受頑固勢力的攻擊。後來，宋伯魯回到陝西，陝西布政使樊增祥出於嫉恨，又捏造罪名，專擢呈奏，將宋伯魯監禁於西安城南皇子坡，時值新任“伊犁將軍”長庚道經陝西，約宋伯魯赴新疆，宋便隨長庚道赴新疆為幕僚，一去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