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頓報告書》共分八章，洋洋灑灑十幾萬字，詳細闡述了中國情勢、事變真相及事變後日本的行動，指出：“是晚（指1931年9月18日）日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解法。”但又聲稱，日本在中國東北擁有特殊利益，並對東北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甚至建議“國際共管”中國東北地區。《李頓報告書》公布之後，中國人大為失望，紛紛集會，予以譴責。胡愈之（1896-1986。字子如。浙江上虞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時任《東方》主編。解放後，擔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在《東方》雜誌發表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報告書不問其能否發生解決事件的效果，但是他的文字內容，卻永遠可以用作列強幹涉中國的口實。”
9月4日晚上，也就是李頓調查團飛抵上海以後，各家報紙紛紛報道，一時間，《李頓報告書》成為街談巷議。當天晚上，四馬路大中華飯店裏，王亞樵與反蔣抗日的好友沈鈞儒、褚輔成、朱子橋、許世英、吳邁、李次山、許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秘密聚會，商議應對措施。幾杯酒下肚，大家各抒己見，有的提議聯名發表通電，亮明態度，公開抗議；有的認為可以選派代表，麵見李頓，進行質詢；還有的主張聯合各個社團，組織市民到調查團下榻的華懋飯店遊行示威……王亞樵緊皺眉宇，一根接一根抽煙。
夜深了，酒喝夠了，話也說完了。大家麵紅耳熱，感到奇怪：平常快言快語，今天怎麽啞巴了？
“王九啊，我們把話都說明了，你怎麽一言不發？”沈鈞儒問道。
“我……，大家見仁見智，說得都有道理。要是讓我說，我是真人不說假話。李頓調查團是國聯派來的，是來主持國際公理的。現在看來，屁股決定腦袋。《李頓報告書》，實質上是犧牲中國來保護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毫無公理可言。既然世界上奉行森林原則，弱肉強食，講強權不講公理，那麽，隻有一個辦法……”他停頓了一下，手掌像斧頭一樣狠劈下去，“他不仁，我不義。隻有訴諸武力，鋤殺李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