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西方國家先後經過了社會製度的重大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擴大原料來源和商品市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越來越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在乾隆當政時期，西方國家對華貿易額急劇增長。據有關資料統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時，從歐洲輸入中國的商品總額已達白銀一百九十一萬兩，而從中國輸往歐洲的商品總額更高達三百六十四萬兩；而且，在此之後，還以每二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急劇發展。
隨著西方國家對華貿易額的急劇增長，清朝政府原有的各種對外貿易製度越來越不能適應西方國家的要求。首先是貿易地區的限製阻礙了中外貿易的發展。早在康熙皇帝統一台灣之後，曾經下令開放海禁，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處為通商口岸。由於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期發展階段，對華貿易數額不大，因而通商地點習慣上還是集中在廣州這一地區。而到了乾隆時期，因為中外貿易的飛速發展，一口通商變成了中外貿易的障礙。
除此之外，清朝海關吏治敗壞以及清初以來一直堅持的行商貿易機構，也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中外貿易的發展。按照滿清政府的有關規定，西方來華商人，所攜貨物需交行商代售；采辦中國商品，也由行商代為購買。行商之上，又有粵海關監督管理其事。這樣，作為中外貿易的管理者和中介人，粵海關監督和行商幾乎控製了西方商人的命脈；西方商人前來貿易，不但關稅很重，而且在正常稅額之外，還要接受名目繁多的勒索。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廣州行商已經發展到二十六家，對外商的控製更加嚴密。一口通商已使西方商人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滿清政府堅持的行商製度和粵海關對外商的大加勒索，更使外商極為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