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議和”談判的過程中，日本軍國主義者狂妄的侵略野心和蠻橫的帝國主義嘴臉暴露無遺；李鴻章喪失民族氣節的洋奴相也得到了充分的表演。這種所謂的“議和”談判，自始至終是在日本侵略者設置的框子裏進行的。
在這期間，光緒皇帝依然處於被“劫持”的狀態不得自主。中、日之間的“議和”談判，在清王朝中央還是由“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實主之。”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和以及李鴻藻(他也對日投降簽約持有疑義),雖然也參預其中，但在主降勢力的包圍之下“亦不敢盡其辭”。”而且孫毓汶始終把持著向李鴻章“秉筆”電文的特權，通過他的手頻頻向李鴻章傳達西太後和他們這些主降官僚的意圖，並繼續鼓吹“陪都(沈陽)重地，密邇京師，孰重孰輕，何待再計”的速降謬論。如在三月三十一日(3月初6日),他們不顧翁同和、李鴻藻倆人“同詞力爭”,在給李鴻章擬的電文中“直欲以海疆拱手讓人。”在這時，孫毓汶竟蠻橫無恥地揚言；“‘戰’字不能再提”,氣勢洶洶地壓製正義的聲音。當然在這時發給李鴻章的電報中，也有促其“力爭”的內容，但這些東西含混無力，純屬空談，對李鴻章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
在中國方麵，由於這場“議和”談判始終在投降派牢牢控製、指導下進行的，其進程也就合乎邏輯地按照這些民族敗類的意想發展下去了。於四月十七日(3月23日),李鴻章正是以“宗社為重，邊檄為輕”的投降謬論為依據，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草簽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並規定，這個條約經兩國政府批準後，於五月八日(4月14日)在中國煙台互換後生效。到此，如何對待這個喪權辱國新記錄的條約。又成了所有的中國人必須作出回答的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