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度的保家衛國的責任感，使許多愛國人士走到一起，商討抗擊列強之策。這時，燃燒在直、魯交界等地的義和團反侵略鬥爭星火已在迅速蔓延，預示著淤積在廣大勞動人民心中的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即將猛烈地迸發出來。
繼挽救民族危機的變法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又出現了群情激奮，共同抗敵的局麵。
西太後對來自人民群眾中的反抗鬥爭從不心慈手軟，“剿”、“撫”兼施，亦是她對付人民鬥爭的慣用伎倆。
在光緒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以前，在西太後看來，這種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還隻不過是“散賊”、“股匪”、“小魚焉能掀起大浪”,不會構成什麽嚴重威脅。而已成為西太後死敵的康有為、梁啟超還“逍遙法外”;被她視為眼中釘的光緒帝仍占據著皇上的位置，這一切，不能不引起她極大的關注。因此，她依然醉心於朝廷中的權位之爭。
至當年五六月間，義和團的反帝烈火已燃燒到中外反動勢力集結的京、津一帶。同時，帝國主義列強也劍拔弩張。
這時，一方麵，列強的駐華公使在越發蠻橫地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另一方麵，其各國政府正在加緊策劃，要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進行武裝幹涉了。從而，內外矛盾錯綜交織，形勢急劇緊張。
因為內外形勢出現了日趨複雜的尖銳局麵，所以西太後也就不得不麵對這種現實了。
不過在複雜的局麵中，她向來均以對其皇太後統治地位的威脅程度，來決定對策的。
在6月上旬之前，西太後因在廢立皇帝的問題上，對列強各國產生的怒火還沒有平息；並且她越來越感到，這一牽動其心的懸案不能落實，其症結還在於列強的幹預。
與此同時，義和團的事又越鬧越大，而且這還需要其迅速作出決斷。因此，正如當時控製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所說，“中國朝廷(實為西太後)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如不鎮壓義和團，則各國使館將以采取行動相威脅；如準備鎮壓，則這一強烈的愛國組織將轉變為反抗清朝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