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說“打天下難，守天下更難”,劉秀統一天下之後，就麵臨天下治理的難題。
劉秀自二十八歲開始起兵反莽，到四十三歲實現天下統一，可以說一生戎馬十餘年。因為長時間的鞍馬勞頓，這樣就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厭戰情緒。
所以當統一天下以後，劉秀的厭武可以說也達到了極致。“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嚐複言軍旅。”皇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劉秀的這種厭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劉秀治國的政策。他所謂的柔道治國，與此不無關係。當然，厭武隻是主觀上的一種願望，而客觀上能不能真正實現偃武，還是得看外部的環境允不允許這樣做。
自東漢統一後，其在國內鎮壓反叛的“武事”,就不曾中斷過。不過總體上看，這時的“武事”畢竟和統一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作為皇帝的劉秀，他本人由“厭武”而向“偃武”的努力，不失為明智務實之舉，具有積極意義。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朗陵侯臧宮與揚虛侯馬武聯名上書，建議劉秀趁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之機，從左右兩路出兵，徹底消滅“北虜”。特別要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寫有這樣的話：“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臣恐陛下仁思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在此，上書者諫勸劉秀不可“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不可一味“仁思不忍”,而這也正好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劉秀柔道治國的主旨。
對於兩位大臣的上書，劉秀詔告道：
《黃石公記》曰：“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日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