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內地民族與周邊兄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時期，也是我國與外國友好交往的鼎盛時期。從東北到西南，依次分布著靺鞨、契丹、奚、突厥、西域諸國(蔥嶺以東)、吐蕃、南詔等，其間還有若幹人數較少的其他部族。
這些兄弟民族或部族，由於自然交通條件的限製，其發展的進程較慢；但在開發邊疆的同時，他們也在逐步地興旺起來。
特別是在中原地區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吸引、刺激影響下，有著很大的向內的趨勢。這種趨向，既表現為和平的交往、臣服、融合，也表現為戰爭、掠奪和騷擾。而唐王朝為了自己的安寧和揚威周邊，也積極地向四周發展，其形式是和親、招撫或軍事征服。
同時，唐王朝在國內經濟文化日益發展的基礎上，以極大的興趣從事著對亞洲各國的交往。邊境的安定與否，關係是十分重大的。
通往印度、阿拉伯與波斯各國著名的絲綢之路，從河西走廊西出玉門關，至蔥嶺以東的一段，恰為突厥與吐蕃南北夾峙著；東北由營州(今遼寧朝陽)出關穿過遼東地區，則是與靺鞨族及朝鮮、日本交往的要途。
因此，唐初以來對邊境的用兵，主要就集中在東北和西北兩個方麵，而尤以西北為重要。這除了絲綢之路的關係外，還由於關中為中央政權所在，距西北邊境較近，從都城的安全上考慮，也不能不是重要原因。
貞觀年間，唐太宗擊敗了東突厥、薛延陀、吐穀渾，平定了高昌，又與吐蕃鬆讚幹布和親；高宗時，東麵戰敗高麗，北敗西突厥，似乎是武功顯赫，可以四邊安寧了。
可是，事與願違，西突厥勢力複起，吐蕃和契舟、奚的勢力也紛紛崛起。武則天為對付他們，曾傷透了腦筋，仍沒有很好解決。於是，這些邊患問題又延續到玄宗時期，這對開元、天寶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著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