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括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北大校長蔡元培回憶錄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掌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了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