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從治理國家的需要出發，重視經書，尤其重視曆史。他從廣義上理解，認為《尚書》《春秋》等經傳即是史書，因此，《四書》尚未學完，便主動提議將《通鑒》與之參講。後經儒臣議複，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過於詳備，而朱熹所輯《通鑒綱目》,係從《資治通鑒》中提綱分目，摘編而成，“尤得要領”,乃決定從《通鑒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進講”。康熙皇帝聽講之後，頗有收獲，但興猶未盡。於是自康熙二十四
年(1685)三月起，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綱目大全》三書，詳細通讀，“以朱筆親加點定”“不但錯誤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補”。至次年年底，批注達一百零七則，後由翰林院編修勵杜訥奏請，經禮
部、翰林院議複，決定交起居注館記注，以備將來增入史書。康熙皇帝的這些研讀心得，先在滿文《通鑒綱目》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大約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或次年年初開始，康熙皇帝決定在內廷設局，翻譯《通鑒綱目》,並親自校閱、注疏翻譯文稿，三年如一日，極為勤奮認真。他在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所撰《序文》中寫道：“朕躬親裁定，為之疏解，務期曉暢無遺，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程課，自元旦以至歲除，未嚐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俟，將镘梓頒行。……凡我臣工，其各殫心觀靡，以體朕黽勉法古之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諸臣輯成《禦批通鑒綱目》五十九卷、《通鑒綱目前編》十八卷、《外記》一卷、《通鑒綱目續編》二十七卷。其中有未得要領之處，康熙又“親禦丹毫，詳加論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欽定《曆代紀事年表》一百卷，上起唐堯，下迄元末，仿《史記·年表》《通鑒·目錄》之體，編年係月，條列其大事，經緯交貫，始末兼該，足為讀史之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