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酷愛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留意典籍，編訂群書”。執政期間，除派人編修《實錄》《聖訓》《會典》《一統誌》及賦役、漕運、鹽法等書之外，還組織文人、學者編撰經、史、文學等方麵的書籍不下數十種。他對每部書都給予認真、具體的指導，從編輯體例、指導思想、資料來源等各方麵，都作周密的考慮，甚至親自動手，整理調查結果，批注讀書心得。當時宮內設有幾座修書處，例如：蒙養齋專修天文、曆數、音律等方麵的書籍；佩文、淵鑒二齋，專修經、史、文學方麵的書籍。還有專門從事翻譯滿文、蒙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清文經館。武英殿設有修書處及修書翰林。凡編輯、翻譯及出版機構，均統領於武英殿總管。其機構設施相當完備。此項活動的開展，對我國古代文化貢獻頗大。
一為字書。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皇帝即提出修一部滿文字書——《清文鑒》。他對侍臣說：“此時滿洲，朕不慮其不知滿語，但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亦未可知。且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譯者尚知辭意，酌而用之，後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語失當，關係不小。”他將這一任務交給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令他將滿語照漢文字匯發明，某字應如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但不必急於求成，要注重質量。編修過程，儒臣分類排纂，日以繕稿進呈。康熙皇帝親自秉筆，逐一審訂。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全書告成，共二十一卷。十一月初五，康熙皇帝將此書頒賜王以下、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這時由於形勢的發展變化，更加顯示出《清文鑒》的重大意義。自從清朝定都北京之後，滿漢廣泛接觸，尤其是八旗兵派往各地駐防，使滿語語音已混有當地鄉音韻味，這樣便失去了純滿語的音調。《清文鑒》的出版，雖然並未能將各地的滿語方言全部厘定與統一，但至少保持了官方通行的書麵滿語的規範與純正。不僅便利於當時的流通與應用，而且造福後世。兩年後，康熙皇帝又命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會同蒙古詩讀學士、中書等，編修《滿洲蒙古合壁清文鑒》。繼《清文鑒》之後，康熙皇帝又倡導纂修漢文字書，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康熙字典》。伴隨國家大統一局麵的形成和封建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有一部更加完善的新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