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尊孔崇儒；即位後，便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其統治思想加以推崇。這種推祟完全出於籠絡漢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統治權以鞏固清政權的需要。尤其宋明理學，將儒學進一步哲理化、係統化，更便於利用。康熙皇帝便把宋明理學奉若神明，在他看來，為君者不可不悟。他“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至於朱老夫子，他更是推崇備至，稱為“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故“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內外為一家”。
康熙皇帝還經常與大臣們研討理學，使朝廷官吏都能篤信其說。不僅如此，為利用它作為其統治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樂時編纂的《性理大全》,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纂輯《朱子全書》,他親自作序。此外，還令人撰修了《性理精義》《周易折》等理學名著。這些書都得以發行各地。康熙皇帝還將朱熹正式升配孔廟，序為十一哲，各省學府、孔廟采取相應措施，由此使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所著四書，由清政府明令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以致形成“非朱子之傳義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風氣。康熙皇帝因此被稱為理學皇帝。明末清初，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抨擊程朱理學，批評封建綱常和君主製，思想界出現了活躍局麵。封建統治者稱之為異端邪說，所以清初順治皇帝即已奉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皇帝為了鞏固清朝江山，進一步用程朱理學禁錮社會思想，控製輿論，這與清朝聯合漢族地主階級、在全國實行封建政治，經濟統治是相適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