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軍三次西征，滅金取宋，經略區域不斷擴大。忽必烈在與阿裏不哥爭奪汗位期間，為取得諸王的支持，承認了別兒哥對欽察汗國、旭烈兀對伊利汗國地區的統治權。
這樣，忽必烈所直接統治地區就限於蒙古草原和原來夏金宋統治地區了。
盡管如此，疆域仍然十分遼闊，超過漢唐。
在這樣遼闊的統治區域之內，生活著蒙古族、西域各族、漢族等民族人。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不盡相同。
蒙古草原地區有蒙古的統治製度和方法，西域和中亞地區有色目人的統治製度和方法，金宋地區有漢人的統治製度和方法。
忽必烈奪取政權以後，應該采取何種統治製度和方法，以鞏固其統治，這是擺在忽必烈及其謀士們麵前的一個十分重要，並且十分緊迫的問題。
郝經認為，在忽必烈統治區域之內，不管地域大小，還是經濟文化的先進程度，漢地都占據中心和主導地位。所以，統治製度和思想都必須從草原本位向漢地本位轉化，必須采用漢法。
中統元年(1260),郝經曾上書忽必烈，建議忽必烈樹雄心，立壯誌，大有作為於天下，應該“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
郝經說，蒙古滅金以後，占據大量漢地，把漢地原來的統治製度都打破了，但新的製度沒有建立起來，出現一片混亂。
“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製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
為今之計，應該“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盡快確立統治製度和政策。
郝經認為，應該“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製，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郝經說：